智库丨刘立峰：稳投资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

　　近期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“六个稳”，其中，稳投资是主要内容之一，凸显投资在稳定短期需求和促进长期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。 当前稳投资的必要性
　　
　　一是投资增速持续下行，最终将影响经济的稳定性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，我国投资增速逐步放缓，2009—2017年，全社会投资现价增速由30%下降到7%，可比价增速由33%下降到1.1%；固定资产投资月度增长率则由2009年的30%左右下降到2018年上半年的6%。那么，投资增速的持续回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什么影响呢？改革开放以来，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.6，投资增长领先1年的相关系数上升到0.7，也就是说，投资增长影响到未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具有较高概率的事件。历史经验证明，投资的大起大落往往造成经济的波动。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性有所降低，但是也不可能出现投资增速不断下滑而经济增速稳定不动的局面。因此，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，稳投资仍然是关键性因素，要将投资增长控制在合理、适度的范围之内。
　　
　　二是消费和出口不确定性增加，需要投资发挥“稳定器”作用。从内需来看，2018年以来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下滑，由3月份的10.1%下降到6月份的9%，实际增速只有7%，这反映出消费趋缓。当前，购房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压力不减，社会的消费能力被严重透支，对未来消费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。进口明显减速也显示我国内需增长正在下行，上半年，进口同比只增长11.5%，低于前期数据。从外需来看，上半年，我国出口只增长了4.9%，贸易顺差收窄了26.7%，中美贸易摩擦对出口的影响逐步显现。随着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被加征关税，出口增速逐步下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，将造成相关出口企业、个人收入和需求下降，拉动经济增速下行。在消费增长乏力和出口增长风险加大的情况下，需要投资发挥“稳定器”的作用，避免经济落入需求疲软的境地。
　　
　　三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需要有效投资精准发力。会议提出，要解决当前的问题，必须“把补短板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，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”。毋庸置疑，增加有效投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的重要举措，近年来，投资补基础设施和民生短板的效果也是最明显的。投资既构成当期需求，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，同时，投资又形成未来的供给能力，对长期增长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。投资是增加有效供给、去除无效供给、提高供给质量的先导力量，也是补短板的先导力量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强水利、交通、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支持贫困地区加快发展，都要继续增加投资。补短板是扩大有效投资的目标和方向，扩大有效投资是补短板的实现途径。只有保持稳定的投资增长，才能增加补短板的力度；只有在投资上精准发力，才能提高补短板的效率。
　　
　　四是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，需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。会议指出，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。积极财政政策除了继续减税降费，减轻市场主体负担以外，还需要扩张政府支出规模，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早日见效。在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情况下，扩大政府投资有利于熨平周期波动，抵御外部因素对我国的冲击，恢复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。政府投资扩张主要影响建筑、交通、装备、建材、钢铁、有色、电子信息等部门产出增长，这些部门的资本形成诱发的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大多超过50%，受政府投资需求扩张的影响较大。政府投资还会有相当部分用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积累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，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。政府投资增加还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环境，带动投资品需求扩张和消费品市场活跃，为民间投资拓展市场空间，改善投资者的预期。
　　　　
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稳投资
　　
　　当前投资增速下滑不是一个孤立和短期的现象，而是影响投资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和持续爆发的结果，没有发展思路的根本转变，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，很难扭转这一颓势。
　　
　　（一）增加薄弱领域的政府投资
　　
　　把稳投资与“补短板”紧密结合起来，加大经济与社会薄弱领域的政府投资力度。加快川藏铁路等国家标志性工程的建设和施工进度，推动中西部基础设施上一个新台阶。加快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，有效缓解大城市交通拥堵的压力，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。加大农村污水、垃圾处理和村容村貌提升方面的投资，着力解决乡镇污水和垃圾处理厂运营费用不足问题，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的突出短板。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，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。增加老年事业的投入，重点建设服务失能、半失能老人为主，提供生活照料、健康护理等服务的公立老年养护设施。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实施，对需要报批的重大工程项目，要加快推进前期工作，做好项目前期论证工作。对正在审批核准的项目，最大限度简化审批程序，大幅缩减审批时间。对已经审批核准尚未开工的重大工程项目，要抓紧落实建设条件，确保及时开工。加强建设用地保障，多渠道统筹建设资金。
　　
　　（二）改善社会投资的发展环境
　　
　　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无法实现稳投资的目标，必须营造有利于社会投资的发展环境，逐步恢复社会投资者的信心。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，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支持外资企业参与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采购项目。加强企业家财产保护，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。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，对侵权行为进行严厉的惩处。加大信贷投放力度，完善绩效考核方案，创新融资工具，降低融资成本，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。建立大型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，通过融资担保、再担保和股权投资等形式，为基础设施企业、中小企业提供信用增进服务。推进能源价格市场化和资源价格改革，完善城市公用事业价格政策，健全交通运价机制，吸引民间资本进入。推动企业减负担降成本。在劳动合同管理上，更好平衡企业和劳动者的权益，给企业更多的用人自主权。继续降低增值税税率，清理和取消部分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，阶段性下调企业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比例，降低高速公路货车计重收费标准。加大对企业污染治理的财政补贴和财政投资力度。
　　
　　（三）探索地方政府融资新机制
　　
　　地方政府占全部政府投资的2/3以上，要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，必须提升地方政府的投融资能力。党的十九大以后，地方政府新一届班子的发展积极性很高，关键是要解决好融资政策限制的难题。要处理好地方政府融资体系“新与旧”“破与立”的关系，实现控风险与促发展两者间的平衡。一是开好合法合规举债前门。目前，地方政府投资需求扩大与融资渠道受限之间的矛盾正日益激化，要积极扩大地方政府债券新增发行规模，增加借新还旧债券发行，满足地方政府合理的融资需求。二是促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发展。现阶段融资平台的作用仍不可替代，要通过注入各类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方式，壮大融资平台的资产规模，提高其资信等级；通过发行企业债券、资产证券化以及收费权益转让等方式，拓宽投融资渠道。三是探索政府项目的综合开发模式。采取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模式，在规定的合作年限内，城市运营商负责某些区块的投资、建设和运营。将“公益性项目+经营性物业”的整体用地模式，扩展到地方的道路、水利、教育、医疗等公益项目建设中。
　　
　　（四）加大投资领域改革力度
　　
　　改革是推动投资稳定增长的基本动力，但是，单纯提高审批效率的改革不会把投资者拉回来，要把改革的侧重点放在调整利益关系、完善权责分工等方面来。探索地方债发行制度改革，建立由中央政府确定地方债券总量、市场调控型的地方债制度，根据各级政府的财力与负债情况，由省、市、县级或城市政府根据自己的财力和信用水平，自主发行地方债（市政债）。将地方债的发债主体扩大到公共机构和公营企业。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间的投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跨区域公共投资职责，注重解决横向发展不平衡问题，使欠发达地区有财力履行政府基本投资职能；地方政府应承担辖区内市政公用设施的提供职能，并负担具体项目的建设和实施。要解决乡村振兴过度依赖政府资金的问题，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下乡，必须赋予基层乡镇政府一定的土地管理权和收入支配权。允许农村整理后增加的建设用地留在乡镇调剂使用，或给予乡镇政府一定比例土地出让收入分成。允许农村宅基地部分转让给城镇居民，实现农村居民出宅基地，城镇居民出资金，共同建设新城镇的新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