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今年PPP项目在各地火速兴起，是地方融资平台后，地方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抓手，也就是说，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转变，而经济发展又需要保持增长的前提下，如何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好的融资模式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，地方融资平台、PPP模式和地方引导基金等都是融资手段。
融资的前提是这些项目未来能否还本付息，能否不形成债务，这些项目有较好的盈利前景，如果没有这样的盈利前景，则这些都只是放大杠杆的模式，只是穿了不同的马甲而已。
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去年11月，财政部发布“92号文”，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在2018年3月31日前完成本地区项目管理库集中清理工作。
5月8日，财政部PPP中心数据显示，截至2018年4月23日，全国被退库或整改的PPP项目达到3700个，占目前管理库项目总数约51%。清减或整改涉及投资资金4.9万亿元，占入库项目投资总额比重约36%。
然而清库整改并不意味着ppp项目和融资的减少，结果恰好相反，全国PPP项目仍在稳健增长。财政部PPP中心最新数据显示，进入管理库的PPP项目金额已经达到11.4万亿元。
很显然，PPP融资仍然在狂奔。
狂奔的不止PPP，还有地方政府引导基金。正在对金融市场产生越来越巨大影响的资管新规，其本意是降低金融杠杆，打破刚性兑付，但对创业投资基金、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另行制定规定，这意味着这两类基金将不适用于资管新规。
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类似于一个分级基金，还是采取的结构化设计，怎么把银行的资金掉出来，其风险不容忽视。
比如，有些政府引导基金采取的就是母子基金“1+N”的模式，即政府财政和部分其他风险偏好较高的LP资金出资作为劣后级资金，按照比如1比5杠杆比例向省内外社会资本募集优先级资金，形成动辄千亿元规模的母基金。同时，引进市场化基金管理机构，母基金与其共同发起设立投向不同产业、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子基金，或参股其已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，以二次杠杆形成总规模达到更大规模的基金集群。这种模式通过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，实现两次放大，快速做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，最终带动更大规模的社会投资。
社会资本来源包括保险资金、银行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本。其中，银行资金是政府引导基金合作的重要来源。但银行风险偏好低，其理财资金实际上承担着刚兑压力，这使得银行负债端存在硬约束，劣后级资本按约定价格和期限回购基金份额，以保证银行投资的本金和固定收益，即实行所谓的“明股实债”。
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曾公开表示，作为劣后级出资方的财政资金为较大规模的社会资金提供风险补偿，通过风险投资基金形成杠杆，甚至多层嵌套，使得风险投资基金异化为事实上的债务融资平台。在投资中，部分基金通过协议安排，将资金借贷行为混同于股权投资行为，投资于单一融资项目，丧失了基金作为分散投资工具的风险管理功能。股权投资和分散投资两大核心特征消失后，有政府引导基金参与的风险投资基金必然滑向“刚性兑付”的陷阱，既限制了引导基金的价值发现与价值投资功能，阻碍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行业、被投企业战略价值的提升，也增加了财政资金的道德风险，加大政府引导资金的风险敞口，最终结果必然背离政府引导基金的初衷。其实ppp的模式跟地方引导基金异曲同工，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过程中，让非公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，从而实现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。
在国外，这种模式运营很顺畅，其实本质上是政府的一种特许经营，但是在中国，ppp模式主要是为了融资，政府、民营企业和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参与，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参与的机构多了，分散了风险，但是由于政府往往有回购条款。
这种模式其实还是没有脱离地方融资平台的基本逻辑，地方政府出资本金，设立项目公司，然后去银行贷款，这样就放大杠杆的方式，风险并未从银行出表，而银行又是刚性兑付，为未来孕育了巨大风险。
大家的观念里，都在谴责融资难，解决融资难，政府少量出自做为劣后资金，结构化安排优先级资金，套取银行贷款。这种模式在高杆率高企，债务风险严重的背景下，如果项目未来收益不能覆盖成本，就是在进一步加剧风险，扩大杠杆，融资环境也进一步恶化。近几年，从地方融资平台到PPP再到地方引导基金，事实上就在走这条路。
来源：华夏时报
